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文献问题(下)-《中南大学报》

　　（接上期）
文学研究中文献的真伪辨析非常重要，如果你在研究文献时不加以辨析，别人会给你一个非常难听的评价“不上路”。“不上路”是说这个人压根就没有入门。谁要得了一个“不上路”的评价，那之后的学术就会很危险了。
　　第三点是关于对文献的全面整理研究与考研，以确定文献的可靠性问题。这其中包含多重意思：鉴定文献作者的时代和确定文献的规格。那如何划分易代之际的诗文作家？这向来都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。例如：宋濂和金华学派的一群文人都经历了易代之际、朝代更迭。宋濂被定为新朝开国文人，而其他人则被认为是元代遗民。可是仔细翻阅资料你会发现，很多被定义为元代遗民的文人比宋濂去世还要晚。这让我们不禁产生疑惑，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划分这些人所属的朝代呢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判断，是因为宋濂早在元执政十九年就归顺了朱明政权，他进入“解放区”的时间早，所以被定义为明代文人，而同时代的人有的不愿意接受新朝，面对朱元璋提供的官职，全然一副入仕宁死的态度，始终坚持元代的政治立场。所以跨代作家的判断依据大致根据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中的规定：由元入明者，如逾五十者，不录；但若曾随元末义军反元者，或明王朝建立后入仕者，收录。在明清之际的规定为：凡是崇祯十七年到五十岁者，为明朝人，入仕于清朝者除外。意思是尽管到了崇祯十七年满了五十岁，但在清朝做了官还是会被算为清朝人。若崇祯十七年未满五十，但在明朝灭亡后仍参与抗清活动者，或仕于南明政权，又或是自诩为遗民者，归为明朝人，以表示对作家个人意愿之尊重。这听起来有些复杂，举个例子——作家夏完淳。清朝建立时他只有十七岁，这距离五十岁还有三十多岁。可是因为他选择抗清，所以列入明朝，这倒也说得过去，毕竟他也没在清朝活过。知道生卒年尚可，若是不知道生卒年那就难办了。关于张观光《屏严小稿》的归属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明显反映出易代之际文献的复杂性。《四库全书》中记载：张观光，字直夫，东阳人。也就是今浙江金华一带，始末未详，是宋末元初人。根据他作品中的一些内容推测，他有着亡国之恨，但是因为他入元时间很长且担任了元朝的官职，将其归为元朝人。然而，现在的一些考据显示，《张观光集》成书于明朝，有些是诗篇有可能并非张观光所作，其中一些与张观光的意识有偏差。有记载显示，当年宋朝皇帝被元军俘虏之后押送至大都，张观光亲自跟随，沿途还写了很多诗歌，有悲痛不能自已之言。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元朝学官之后便不愿意继续做官，请求辞官回家。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委屈的、复杂的。吴师道是他的好朋友，他便经常找吴师道倾诉愁肠，拿出自己写的诗歌，和吴师道说写诗的时间，当时写诗的心境，以及人们不能理解自己的苦闷。吴师道后来说道，“他当时和我说了很多话，可惜都没有记录下来，我现在风流不再，日渐式微，故抒之以寄己拳拳之思。”易代之际的文人思想很复杂，既怀念旧国，又需要在新朝生存，但是生存起来又不是那么地心甘情愿，一肚子的委屈。其思想和情感复杂，以至常常有在新朝做了官最后又组织反抗的诗人。其诗篇往往用典。其一，他想让后人知道，他的投降是被迫的，是不心甘情愿的；其二，这种情感也不能新清朝看出来，看出来了会惹麻烦，故长篇用典，写得隐晦。用典就是为了让有学问的人看得懂，没学问的人看不懂，写诗的人自身也要费尽心思。一个易代之际的文人，其心理的复杂，会导致其创作时的复杂，会有很多隐秘的东西需要传递。张观光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人，但关于他还存在诸多问题：第一，到底是该把他归结为宋人还是归结为元人；第二，现存他的作品中到底混入了多少其他的篇目。针对这种现象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：设立一个新的文献类型，就叫做易代之际的文献，把跨代的作家作品都归类其中，就不会产生前朝不要，新朝也不要的局面了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首创。
　　最后一个问题，现代学者该如何研究易代之际的文献。易代之际的文献应该有其整理原理，我将其概括为以时间先后为线进行串联。一些作家在其生前一般会编写一些小集子，比如苏轼的《东坡七集》。苏轼把自己在每一个地方做官的时期写下的诗歌汇总成一篇集子。这些小集子按照时间排列，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。诗文编辑就是按照其写诗时期先后进行编撰。易代之际跨代作家在人生不同时期，例如在前朝和在新朝写出来的诗歌都有巨大的不同，所以在这时采用时间排列会有巨大的优势。原本有一种编撰方式是按照文体进行编撰，例如先赋后乐府等等，但这种方式用在易代之际的文人身上是欠思量的。
　　所以说易代之际是一个特别的时期，其文献收集、文献整理、文献辨伪、文献编撰的体例都有其一整套的原则。这是我们研究文学，文献问题首先要意识到的。不加注意就去研究就会产生问题，研究的成果就是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，立不住脚的。
　　（完）
（本文来源于4月29日中南大学文新院举办的讲座录音，由陈嘉浩、山长玉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。）